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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生物质木屑颗粒机能源发电企业诞生

发布时间:2021-01-13 05:32

  由于全球面临的化石能源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危机,使世界各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可再生清洁能源。寻找和推动可再生清洁能源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生物质能源就是其中一种。在很多国家,生物质能源甚至成为超过信息产业的国家支柱产业。在瑞典,25%的能源需求已被生物质能源取代,到2020年,瑞典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依赖石油的国家。在巴西,50%的汽油已被生物质能源甘蔗乙醇替代。在中国,尽管生物质能源的出现和发展比太阳能、风能要早,但其发展却不及太阳能、风能那般快速。“中国生物质资源浪费严重,每年至少有2亿吨生物质资源在田间焚烧或丢弃,按电厂目前每吨300元的收购价格计算,直接损失达600个亿!如果这些生物质资源转化为电能,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为中国县域经济提供稳定的绿色电力与热力,并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作用。”为了和时间赛跑,与浪费抢资源,国能生物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在短短5年间,把国能生物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质发电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专业化公司,共建设了35家生物质发电厂,其中23家已投入运营,总计向社会输入绿色电力79.4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20万吨、为农村提供了约6万就业岗位、使农民从秸秆销售中获得额外收入达32亿元

  是企业家的眼光开创了中国可再生清洁能源事业,是金融投资机构的资金给力推进了中国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加速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他小的时候,家乡的天是湛蓝的,河水是清澈的,空气是新鲜的。他放学回家后总喜欢依偎在奶奶身边,看着奶奶烧秸秆煮饭。他由此对秸秆情有独钟。20世纪70年代末,青年时代的他和所有人一样,开始经历与污染排放相伴的“中国制造”进程。这一从城市到乡镇的“工业化”城市经济发展阵容,使湛蓝的天空渐渐变得浑浊了,清澈的河流变成了污水沟,农村许多家庭取暖做饭改用煤球或更方便的煤气罐,使得越来越多的秸秆在田间直接焚烧,狼烟四起,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

  对一位从农村走进大城市白领阶层的他来说,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冲动:什么时候能让家乡的天、家乡的水、家乡的空气回归到他童年时记忆中的那般美丽?

  20世纪90年代初,他到瑞典攻读企业管理。正是这段海外留学经历,让他有幸成为中瑞投资促进的“使者”。1996年,他陪同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瑞典,参观了一家以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厂。当时,这家瑞典企业的老总介绍说:“秸秆和林业废弃物是最好的生物质燃料,经过先进的高温高压锅炉可转化成稳定的绿色电力,农民出售生物质燃料可以增加收入,发电后的灰处理之后可以变成有机肥”。这家瑞典企业和这位老总的一席话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还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把这个项目带到中国去,弄到自己家乡去,让家乡的秸秆变成清洁能源。

  随后,他就生物质能的市场前景咨询了他在沃尔沃公司做高级顾问时的同事特罗根(Karl Erling Trogen)先生(目前他是龙基电力的董事)。特罗根先生非常坚定地告诉他,生物质能行业未来的市场前景相当广阔。

  在经过深入调查后,蒋大龙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抉择——转行做可再生能源事业。因为在蒋大龙看来,环境可持续性是实现全球未来强劲发展的关键。他决定在中国创立一个从事可再生能源事业的世界领先公司,并把奋斗目标瞄准国人非常陌生的生物质能,义无反顾地一干就是8年!

  蒋大龙告诉记者,本世纪初,中国还没有企业拥有生物质能这项先进技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质能技术公司在丹麦百安纳(Bioener)公司手里。为了引进生物质燃烧发电技术,填补中国国内此项技术的空白,他在当时中国驻丹麦特命全权大使甄建国的帮助下,一次次游说百安纳的股东们。他对百安纳股东们说:“丹麦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全丹麦的种植面积才有6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如我山东老家一个省的种植面积(45万平方公里)。而且,我们老家有6000万农民,光农民人数就是你们国家的10倍。你把这么好的技术留在丹麦不给中国,那不糟踏了?况且,中国离丹麦这么远,我们两家企业之间也不会产生竞争。”凭借三顾茅庐的精神,百安纳股东终于被蒋大龙的执著打动了。

  蒋大龙带着自己在国外的全部积蓄,义无反顾地回国创建生物质发电企业。2003年12月28日,龙基电力集团公司(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的控股方)在北京平谷成立。

  作为创业企业家,蒋大龙的资质很有优势,他曾经工作于中国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国际跨国大公司,并有海外企业管理专业留学背景。这使得他的思维很自然地具有前瞻性。龙基电力集团公司创立后,他几乎在同时运作三件大事:第一件事,与百安纳就全套技术引进谈判,并最终获得了技术区域使用权。第二件事,说服百安纳核心技术工程师进入自己的企业,并且以技术入股的方式让他与企业兴衰捆绑在一起,实现了引进技术的本土化问题。第三件事,与国家电网探讨股权合作,最终达成共识。

  一家民营企业要想引入国有非控股股份,并不太容易。但蒋大龙做到了。这源自他对国家战略的深刻理解和对国家电网策略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县域经济不发达的问题,而要实现县域经济、特别是贫困县域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解决农村电力不足的问题。由于电力成本等诸多原因,县域、特别是贫困县域成为国家电网覆盖运行成本较高的地域。而生物质发电的原料是农作物秸秆,建设地点位于乡村,由于燃料充足,发电十分稳定,年平均发电超过7000小时,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小时的4倍,所以,生物质发电是农村电网的最好支撑电源,建造生物质发电厂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农村电网安全运行的问题,还可以解决小煤电关闭后小城镇供热问题,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这与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相吻合,也与国家电力产业规划发展方向一致。蒋大龙说:“大央企建小电厂,管理不便,成本过高,劣势远大于优势,但他们可以引导并参与我们这些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去建设运营,我们也会充分尊重他们的建议。这是惟一能够实现多赢局面的营运模式。”由于双方的目标一致,很快达成股权投资筹建国能生物的共识,国能生物于2005年7月7日正式注册成立。在这家国有民营联手的企业中,国网深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扮演的角色是引导国能生物去那些农村电网发展需要的边缘县域地区投资建设生物质发电厂,实现杠杆效应。

  因为,那声音中包含着他们这些建设者为中国第一家生物质发电厂所付出的一切。在电厂建设前,除了他和几个企业高管,其余所有建设者们都没有见过生物质发电厂的模样。他们凭借丹麦总设计师提供的一份图纸,在完全不能用语言交流的情况下,靠手势解决了建设过程的所有问题,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生物质发电厂。电厂的技术设备达到了燃烧多种农作物秸秆(小麦秸秆、棉花秸秆、玉米秸秆、高粱秸秆等)和林业废弃物的功效,提高了生物质能燃料的适应性,燃烧效率较中国国内同行高30%左右。此外,电厂的建造成本也大大降低,以建设一家30兆瓦发电厂为例,每千瓦的建造成本从1.1万元降低到8700多元。

  谈起首家生物质发电厂的成功运营,蒋大龙如数家珍:“首先,这个装机容量30MW的生物质发电厂年消耗农林剩余物约27万吨,目前,经过收集、加工、运输等环节,到厂平均成本约为260元/吨,可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达到7000万元以上。第二,这样一个生物质发电厂,每年可替代约10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而且改善了农村环境,减少城乡污染,发电后的剩余灰渣还可返田作肥。第三,根据测算,一台30MW机组的年发电量可达2亿千瓦时,同时可以向约100万平方米的居民供热。第四,在秸秆的收集、运输、加工等环节,可为当地增加就业岗位1500余个。这对于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五,运营实践证明,生物质电能质量稳定,机组利用小时数高,是可再生能源中的优质电力,对农村地区电网平衡和电网安全运行具有积极意义。第六,这种分布式的生物质发电站,一般坐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偏远农村地区,这对于解决当地的用电,扩大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大有益处。”

  蒋大龙向记者谈起2004年他陪同丹麦科学家去河北调研时路上亲历的一件事。当他们驱车驶过天津后,看见马路两边的田里正在焚烧秸秆。一位丹麦老科学家要求停车,他下车后趴在地上痛哭,并连连说:中国人太奢侈了,太浪费了!就这一小会儿烧没了几万几十万元钱啊!这个场面打动了蒋大龙以及所有在场的中国人。蒋大龙走过去,紧紧与这位丹麦老科学家拥抱,并坚定地发誓:“我一定要改变秸秆无序焚烧的现状。”这位丹麦老科学家鼓励蒋大龙迅速推广生物质发电。“中国有8亿多农民,这个技术应该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也是农民脱贫的有效方法之一。” 这位丹麦老科学家说。

  “我们国能生物是中国农民的企业,我们的发展和农民息息相关。自从国能生物第一家生物质发电厂建成后,我只要一看到秸秆被烧的场景,就会心疼。我们公司员工都有这样的感受。当然,我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秸秆的价值。”蒋大龙对《国际融资》记者披露自己的肺腑之言。

  他坦承,当时将第一个厂址选择建在山东老家,是因为母亲常常向他说起的一句话:“你是农民的儿子,应该为农民做事。”

  他直言:“我认为,最能够让人民受益的东西,最容易让人民掌握的东西才是最有高科技价值的东西。”

  他表白,当初他只想在家乡建一座生物质发电厂,以报答养育他的那方土地和家乡的农民。而今,他领导企业马不停蹄地建电厂,是为了让更多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是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生物质能源最能体现造福三农,惠及三农的政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就曾坦言:“生物质能适合中国国情,最能体现‘情系三农’、‘服务三农’、‘造福三农’,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据记者了解,蒋大龙对个人财富看得没那么重,但令他感到骄傲的是,国能生物已成为中国民间最大的支农补助系统之一。迄今为止,国能生物发电已累计提供了32亿元现金用于秸秆收购,这个数字还将随着生物质电厂的增多年年增加。此举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他对记者讲了一件事:“有个农民老大姐,家里实在没有钱,但又急等钱看病挂号,于是,她想到生物质发电厂,就背着一捆秸秆来卖,卖了20块钱。但这20块钱解决了她看病挂号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公司收购秸秆中最少的一笔,很感人。”

  事实上,发展生物质能源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剂良药,让农民受益匪浅。生物质能电站运营成本的60%用于收购农民的多余秸秆。1亩地(666.67平方米)平均产生秸秆300~400公斤,目前的收购价约为每吨260元左右,这让农民每亩地增收100余元。一家典型的30兆瓦发电厂消耗生物质25万吨至30万吨,收购成本总计约为7000万元~9000万元。

  另外,国能生物投资建设运营的生物质能发电厂还为农村地区的居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一个30兆瓦的发电厂可以创造1200~1500个工作岗位。发电厂可直接雇用130名工人,每个发电厂需要建立8个秸秆收储基地,每个基地需要50名工作人员,秸秆收购过程中需要有一大批经纪人队伍。到目前为止,国能生物已在农村地区创造了大约6万多个工作岗位。

  据了解,生物质发电的原料成本占其成本总额的近60%。过去在农村一分不值被焚烧掉的秸秆,现在每吨能卖两三百元。在广西北海,因为乙醇加工厂的设立,以前300元一吨的木薯现在价格翻番。很多人开始留在自家地里“淘金”,不再去外地务工。

  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支持,蒋大龙在中国发展生物质能的宏伟蓝图则很难实现。因为直到2010年,国能生物才刚刚开始有了一点点微利。

  “2010年上半年还都是亏损的,到下半年才开始有一点儿微薄的利润。因为这个产业是基础产业,需要培育,投入比较大,但未来应该有比较稳定的盈利,但不会产生暴利。”蒋大龙说。

  据记者了解,在国能生物创业的几年间,东拼西凑的小融资远不能解决国能生物投资建厂的资金需求。融资成为蒋大龙的重点要务。他对记者说:“国能生物的第一个生物质发电厂是靠朋友凑的资金起步建设的。后来,国家开发银行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了评估审核,但那时电厂还没正式运营,根本没有可参考的审核数据。但他们考察后认为,这个产业原料充足,一旦做起来,就会受到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于是,他们派了一个考察团到丹麦考察,将欧洲的基本数据作为他们评估的基本依据。分析后他们认为,这个项目即使亏损也不会破产,风险承担有限。”整个考察评估历时半年,2006年,国家开发银行为国能生物提供了15年期2.1亿人民币政策性贷款。

  蒋大龙告诉记者,国能生物与花旗银行的融资谈判过程总体比较短,当时他们只有山东单县那一个生物质发电厂,电厂刚刚建好,还没有运营业绩,他们只好跟花旗银行的专家谈企业的理想。由于他们从事的是一项造福贫困地区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而且是中国的先行者,他们的产业经营战略又恰恰与花旗的投资原则不谋而合,2007年6月,花旗银行向国能生物伸出了橄榄枝,提供了1.5亿美元的股权投资,为一度因资金不足而陷入发展困局的国能生物一解燃眉之急。

  这些巨额投资与贷款,加速了国能生物跑马圈地、建设生物质发电厂的进程。如今,国能生物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湖北、安徽、陕西等省和自治区已被核准的项目有近50个,其中投入商业运营的23个、在建的12个,筹建中的20余个,投资总规模已超过百亿元,国能生物集团年销售收入30多亿元。

  2010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又为国能生物提供了280亿元的贷款承诺,以支持他们未来5年内的建设计划。

  蒋大龙是银行出身,曾经的这段工作经历,对他创业初期成功地获得国际融资、成长期成功地完成国际并购帮助甚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向国能生物提供技术的丹麦百安纳公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濒临破产边缘。此时的国能生物,由于完成了几次漂亮的融资,囊中资金充足,于是,他们以很低的价格迅速完成对百安纳公司和欧洲锅炉集团公司的收购,不仅将两家欧洲公司的所有核心技术收入囊中,而且使之成为龙基电力集团公司麾下全资子公司并负责欧洲市场开发和产品销售。

  接着,2010年,蒋大龙又一次打出漂亮牌,以股权换资产的方式,用其百安纳公司和欧洲锅炉集团公司资产置换花旗银行在国能生物的控股公司龙基电力集团公司的全部股权。用他的话讲,这是三方雀跃的事情。对欧洲公司来说,归属花旗,是同文化交融,会觉得更容易沟通。对花旗来说,得到这两家公司,对他们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投资来讲,那是如虎添翼。对国能生物来说,在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机遇下,他们获得了可以在多个县域迅速扩张建厂的真金白银。

  目前,国能生物的设备已全部实现国产化,不仅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大量应用,而且开始批量向国外出口。

  尽管目前花旗银行已经不再间接持有国能生物的股份,但是,花旗银行亚太区主席仍然还是国能生物控股公司的董事。对此,蒋大龙解释说:“我觉得花旗银行在投资生物质能源这件事情上看得很远,虽然他们也和所有金融机构一样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他们没有像有些银行那样逼着企业还钱,没有落井下石,相反,仍一如既往地从事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融资。我认为,花旗在战略上的前瞻性会对我们有莫大的帮助。”

  蒋大龙在国外学的是企业管理。他觉得国外学习工作的那段经历,让他受益最大的是为创业企业找到了一种最佳发展方式。

  国能生物的业务主要在中国农村地区,但是,该公司却拥有一支国际化的管理团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又是如何将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在一起的呢?

  蒋大龙介绍,其董事总经理西蒙·帕克(Simon Parker)曾任职于花旗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卡尔·特罗根曾是沃尔沃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国际化的高管团队起源于公司创业初期的环境——公司的技术是从海外引进,他们的投资方也主要来自海外。

  管理团队在海外营销及战略并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2009年,国能生物利用金融危机收购了丹麦的技术授权机构百安纳。在此之前,他们每建成一家生物质电厂,都必须向百安纳支付巨额的技术使用费。而且如果百安纳取消了技术授权,他们将不得不使用落后的技术。因此,这宗收购对他们的意义重大。公司的国际管理团队成员出色地完成了尽职调查、谈判及实施等一系列工作。

  另外,“外籍高管在初期享受本地年薪,拥有期权。但是,他们和我一样,怀有相同的使命感。我曾经和西蒙·帕克开玩笑说,让他学习中文比教会中国8亿农民讲英语要容易得多。之后,西蒙·帕克便非常认真地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到公司学习中文。”蒋大龙说。

  此外,发电厂的员工几乎清一色的是本地人,其中有95%是从当地直接招聘的。“我们在农村展开了一些有意思的试点工作,并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我们还利用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来收购秸秆,而他们可以将获得的收益用于发展当地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满足企业快速扩张的需要,国能生物对每一家生物质发电企业均采用了双套人才的管理制度。蒋大龙认为,该公司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企业快速成长与人才需求问题,“企业发展是需要高管人才的,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国能教育培训中心,集中培训人才,以满足我们生物质发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谈及人才团队配置,他告诉记者,他们投入运营的每家发电厂,始终都配备有双套管理团队。一旦新电厂建好投入运营,他们就将老电厂两支管理团队中的一支派到新电厂,同时再将新培训的人才团队输入。以这样的人才孵化速度,配套跟进电厂投入运营的速度。

  说到企业愿景,蒋大龙对《国际融资》记者说起创业之初他到日本东京电力寻求融资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东京电力的一位退休副社长接待了他,他向对方介绍了自己的创业理念。对方问他企业有什么技术?他描述了企业从丹麦引进的最先进的生物质燃烧发电技术。对方问他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什么?他说争取在2010年在中国建成一到两家生物质电厂。对方听后极为低沉地说:“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有着这般宏伟的理想。”言外之意不说自明。对方根本不相信他领导的企业能在5年内建成电厂!事实是,到2010年12月底,国能生物建成运营的电厂不是1~2个,而是23个!对方获知后,给蒋大龙发来贺信。他被震惊了。

  国能生物用短短5年间,成为生物质发电领域全球老大,用蒋大龙的话讲,这得益于中国政府新能源产业政策的一路绿灯和中国农村广袤土地上取之不竭的资源。

  近几年,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迅速,产品产出持续扩张,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生物质能产业向高技术产品方向发展,中国企业新增生物质能投资项目逐渐增多。投资者对生物质能产业的关注越来越密切,生物质能已成“十二五”规划扶持重点。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发展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更为强烈,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减排的行动也尤为引人注目。早在2007年9月4日,国家发改委就制订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提出,未来15年内投资约1.5万亿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发展燃料乙醇至1500万吨、生物柴油500万吨。2011年1月5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在“十二五”期间,使全国农村电网普遍得到改造,基本建成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的新型农村电网。

  这对国能生物来说,无疑是最给力的政策支持。谈及国能生物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蒋大龙这样描述:“我们希望2011年实现运营的生物质电厂达到40家,并尽快启动上市进程,以解决我们企业快速发展的资金问题。如果2011年年底或者2012年年初我们能够成功地在中国国内主板上市的话,我们投资建设生物质电厂的速度会更快,一年可以投资建设20、甚至30家,这对国家、对新农村建设、对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会更大。”

  当记者问及缘何不选择在境外上市时,蒋大龙解释说:“香港、纳斯达克都希望我们去他们那里上市,因为我们是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亮点。但是,我们自己觉得必须在中国国内上市,哪怕市盈率比在境外上市低几十倍,我们也一定选择在中国国内上市。因为国能生物之所以有今天,是靠中国农民的支持,如果没有中国农民,就没有我们。我们希望用我们企业的成长来回报自家人,让中国老百姓获益。”

  他于1983年起先后在人民银行、工商银行担任不同职务、并到瑞典学习企业管理。1993年起积极推动瑞典高科技企业对华投资,其敬业精神和良好外语能力受到中外大企业家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认可。1994年他被聘任为瑞典维斯特曼省督对华事务高级顾问;1994年被聘任为沃尔沃集团(Volvo)高级顾问;2003年被聘任为山东省政府经济顾问,成功推动维斯特曼省与山东省结成姊妹省,为中瑞两国之间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瑞典学习工作期间,他还参与接待了数批党中央、国务院高级代表团对瑞典的正式访问,并多次组织瑞典大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多次接见。

  2004年,蒋大龙开始组建龙基电力集团公司,全力推动中国生物质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2005年,他参与组建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经过5年努力奋斗,国能生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质发电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专业化公司。2007年,他又开始组建国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带领中国科技精英,集中力量突破全球风能利用最尖端技术,经过3年拚搏,成为全球惟一掌握兆瓦级垂直轴风力发电技术的高科技企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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